Windows之父和自由软件之父对新冠肺炎的态度，谁对谁错一目了然

今天是4月2号，美国新冠肺炎确诊人数突破20万，远远超过中国。Windows之父比尔·盖茨对此发表了当局抗疫行动过于迟缓的批评，他认为美国政府已经错失先机，现在必须要关闭一切，给出了三条建议，其中第一条：

首先美国需要“在全国范围内采取统一的关闭措施”。尽管有公共卫生专家的敦促，但一些州和县仍未完全关闭。在某些州，海滩仍然开放。一些餐厅仍然提供堂食服务。这是‘灾难的秘诀’。人们可以跨州自由旅行，因此病毒也可以。美国政府必须清楚：关闭任何地方意味着关闭一切。……

盖茨先生对疫情肆虐的焦虑之心可谓溢于言表，给出的建议果断清晰，实践起来也必然高效。中国活生生的好教材在那里摆着，抄就可以了。没有成见、思想开放的人士，如盖茨这样的实干家，当然会抛下意识形态的成见，马上学习中国抗疫策略。

与此同时，“自由软件之父”理查德·斯托曼也对Covid-19发表了大量评论，这位宣称“信仰和价值选择比软件的实用性更重要”、刚刚因为两性伦理方面的出格言论从自由软件基金会辞退的GNU精神领袖，看待问题的态度一如既往的偏执和泛政治化。

首先，斯托曼对电视上的新闻报道颇有微词，认为电视新闻对疫情的反复报道是在洗脑，会导致损害公民自由的后果：

别看Covid-19的电视报道！观看对令人恐惧的事情的重复报道会干扰清晰的思维，甚至会伤人。

就算有关危机的新的信息量远不足以填满这段时间，电视新闻报道仍然使劲地24小时不断灌输“信息”。他们做什么？他们重复。他们展现各种细枝末节。他们以不同的方式提出相同的观点。他们吹嘘显而易见的事实。他们不断重复。

……我怀疑电视报道可能改变了数百万人的观念，以至于他们高估了恐怖主义的危险，而轻视了法律的危险，这种法律会剥夺人的自由。这将会为危险的《美国爱国者法案》的无碍通过及大规模监视铺平道路。……

就像糊涂的特朗普半个月之前所表现的那样，斯托曼对新冠肺炎的传染力认识不足，对防疫隔离措施表示排斥和怀疑：

……任何一种风险，总是或大或小。一个将总风险降低到一定目标水平的合理计划，包括努力避免较大的风险，同时接受偶尔较小的风险。目标级别越低，您接受任何给定规模的风险的可能性就越大，但是偶尔接受小风险总是很合理的。

换句话说，如果您选择乘坐汽车或公共汽车，则您会承受少量的碰撞风险。对于Covid-19风险，采取“任何风险都太大”的态度而忽略碰撞的微小风险是不合理的。

正如他在“自由软件哲学”里反复宣扬的那样———事物的实用价值并不重要，重要的道德和信仰———斯托曼在面对Covid-19疫情的时候，眼睛并没有盯着Covid-19问题本身，而是盯着解决Covid-19问题的人不放，煽动人们用民主、人权、自由“三节棍”对解决Covid19问题的人做出反应：

……你几乎可以肯定地看到Covid-19被消灭，但是如果你现在放弃任何自由而不进行斗争，除非是以一种谨慎的有限方式，你会在余生错过这些自由。

紧急情况下的“临时”权力有变成永久性权力的习惯。在这种情况下，偏执比幻想更显得必要。

然而，技术不是命运，政治比算法更重要。就像从匈牙利到中国的专制政府利用大流行病施加更多控制措施一样，民主社会也需要对这种病毒表现出自由的反应。

斯托曼还不忘带节奏，强行兜售他那一套关于“非自由软件”的歪理邪说：

……威胁我们的不仅仅是国家镇压和监视的增加，向非自由软件投降的压力及其持续的伙伴监视也是一种威胁——无论是为了工作、为了学校、为了购买、为了休闲、为了聊天、为了政治组织，无论是什么，都是不公正的。

抵制这一点，有助于我们划清界限并拒绝越过界限。……如果你说，“我想加入你的行列，但我不使用Zoom/WhatsApp/Amazon/Google——这是不公平的”，人们会发现很难反驳你的立场。……

诸如此类的将问题政治化的言论还可以在其个人网站stallman.org上发现很多。

这里暂且不评论Windows之父比尔·盖茨防疫战术的对错，但从其对疫情的态度和战略上，足可以给他一个大大的赞。美国当前的大敌是病毒，不是他人，不是权力部门。在特效药未发现之前，在疫苗没有大范围使用之前，唯一高效的方法就是戴口罩、勤洗手、大范围检测、强制隔离、将病毒闷死。

相反，如果像理查德·斯托曼那样本末倒置、主次不分，将着眼点放在所谓自由和人权上，力图让每个病毒携带者不受控制继续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生活，那就会让病毒更加疯狂的传播，就会让抗疫努力事倍功半化为泡影，终致大量人员死亡的惨痛结局。

比尔·盖茨和理查德·斯托曼，同为哈佛大学高材生，同一年走出校门，一个在世界的顶端熠熠生辉、济世救人，另一个在社会的底层黯淡无光、牢骚满腹，一个秉行实用主义不断解决问题和提供价值，另一个高举乌托邦旗帜不断释放敌意和挑起争端，谁对谁错，已昭然若揭。